【摘要】国家外部安全环境涉及一国的自然权利、衍生性权利和建构性权利及其所受到的威胁。目前，中国的自然权利，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已不再面临严重威胁。衍生性权利，主要指经济发展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也基本能得到保障。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面临的威胁，主要存在于衍生性权利中的高科技交流权等个别领域。同时，建构性权利也有待提升。大国不自败者，胜。战略选择陷阱是中国在外部安全环境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未来，我国要继续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大国外交行稳致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简介】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反恐怖和地区安全问题。主要著作有《论》、《全球化时代的及其治理》、《美国反恐怖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主编）等。

  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与特征。从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自然权利得不到保障，面临严重的主权安全威胁。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使命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及如何保障中国的政治安全。21世纪以来，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衍生性权利，即如何合理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权益的影响，保障本国的经济发展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等。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无理打压，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发展权益。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日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超越器物层面，向规则和观念等低级政治领域拓展。

  外部安全环境涉及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国际地位，可以分为自然权利、衍生性权利和建构性权利三大类。这体现了国家安全利益从器物层面向观念层面的拓展，也是国家发展和崛起的三个阶段。

  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主要指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现代主权国家所自然拥有的权利。自然权利所涉及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国家生存问题，是狭义的国家安全问题，该权利受联合国体系保护，也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联合国》第二条“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行下列原则”中，第一款主权平等原则，第三款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第四款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原则，都是围绕着国家的自然权利展开的。[1]在联合国成立之前，一些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常有国家因战败被吞并。1975年，锡金被印度吞并。锡金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被他国强制吞并并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国家。但是，锡金一直没有加入联合国。其他的吞并行为，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等，要么失败，要么不被国际社会认可。可以说，在联合国体系之下，国际安全环境空前稳定，联合国成员国虽然偶尔也会遭遇侵略，但其自然权利不会被随意剥夺。

  衍生性权利。衍生性权利以自然权利为基础，主要涉及一个国家的发展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发展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人文领域，指国家有权利和能力接触和获取各类发展资源和市场。国际事务参与权指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能力，这是国家发展权的延伸，也可以反向促进国家的发展权益。发展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是自然权利的衍生，但其本身并不是国家的自然权利，不是国家必然拥有的，也不是联合国体系所必须保障的权利。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这一类权利，不仅要看其主权身份，还要看其与国际社会在理念、机制等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主权身份，但并不一定拥有这些衍生性权利。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因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和排斥，而丧失了部分衍生性权利。朝鲜、伊朗等国家，因为核不扩散问题而受到广泛制裁，无法正常地享有发展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俄罗斯，受到联合国的和西方国家的制裁，衍生性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反之，一些非国家经济体，虽然不是主权国家，却可以自由地获得发展资源，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

  建构性权利。建构性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只有很少的国家有可能获得。该权利的享有受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贡献水平和国际信誉等因素的影响。一国只有在自然权利和衍生性权利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获得建构性权利。建构性权利主要包括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两个方面。国际地位指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体系的塑造力。这是国际权力的最高形态，是一种可以直接修改国际规则的权力。国际形象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享有的尊重和特权，是国际地位在具体事务中的最终体现。历史上，世界大国和霸权国家的政府、企业、公民和货币，总是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更多的特权，承担更少的行为成本，有机会以更好的条件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地位往往体现在一国货币的国际通货属性、国民出入境的便利度以及企业融资的高效和低成本等方面。例如，由于美国较高的国际地位，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处于全球最低水平，美元拥有国际本位货币地位。这些条件给了美国及其企业和国民以巨大的金融优势。

  在绝大多数领域，中国的发展权都能得到保障。中国不仅可以获得绝大部分所需的能源、金属矿产和粮食，也可以自由地接触绝大部分世界市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无理的打压、制裁，但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经贸活动仍然可以正常进行。中国也享有广泛的国际事务参与权。中国不仅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倡议者和主要创建者。美西方国家虽然试图孤立中国，但是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各国纷纷采取多向结盟或多边平衡战略，而非简单地跟随美国排斥中国。此外，中国是世界众多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如上所述，当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自然权利面临的威胁，而是少量存在于衍生性权利领域，主要存在于建构性权利领域的问题。

  衍生性权利领域的问题。中国在衍生性权利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个别敏感产品的市场接触权，科技人文交流活动以及个别新国际机制的参与权问题。

  一是少数敏感产品的市场接触权受到损害。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在主要国际市场的接触权不存在根本性威胁。进入2023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与东亚国家基本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和价格因素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正常情况。但是，我国部分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接触权受到限制，尤其是数字产品进入一些西方国家市场的门槛明显提高。

  二是人文交流活动受到限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部分国家事实上限制了与中国的人文交流活动，导致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人文交流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并且，这种限制还有可能出现固化的趋势，有可能损害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截至2023年上半年，相较于世界其他大国，中国的国际航班恢复率较低。这不仅是受外交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背后还可能涉及民众间的心理“脱钩”趋势等深层次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三是高科技资源的分享权受到限制。当前，美西方国家在涉及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多个高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很多无理的限制措施。2022年，美国先后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商务部“107新规”和行政令等，在高科技贸易和投资领域对我国进行无理打压。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将自己的对华高科技制裁行为阵营化，推动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通过相应的对华管制措施。这是目前我国外部安全环境中存在的最大威胁。

  四是少数新国际机制的参与权受到威胁。中国在传统国际机制中拥有广泛的参与权，但是在一些新国际机制中有被孤立的风险，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在一些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中，我国有被排斥的可能。美西方近期构建的一些重要国际机制或非正式机制，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奥库斯”（AUKUS）等，往往是以中国为假想敌，或排斥中国的参与。

  建构性权利领域的问题。如果说，衍生性权利领域的问题会使中国失去一些已经获得的权益，或应该获得的权益被剥夺等，那么建构性权利领域的问题则不同。建构性权利主要涉及一些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主要经济体，有可能获得但尚未获得的权益。严格来说，在建构性权利领域，我国面临的不是将要失去某种权益的威胁，而是如何获得某种权益的挑战。具体而言，中国在建构性权利领域，主要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如何将国际地位转化为国际秩序塑造权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尚未转化为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塑造权。中国创建的国际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现在面临代表权与组织有效性的矛盾问题。为扩大这些国际机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一方面，需要推动增加成员国数量。随着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从成立之初的6个增加到如今的9个。2023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首次扩员，将增加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6个新成员。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员必将扩大这些国际机制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但扩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增加后，中印边界问题和印巴冲突也被带入上合组织，使得上合组织内部意见分歧增加，联合声明难以达成，实质性合作的推进更加困难。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旦扩员成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情况将更加复杂，将导致推进合作面临复杂性上升、凝聚力下降等组织难题。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的“声音”更大了，但转化为现实影响力和国际规则塑造能力的难度也上升了。

  第二，如何将国际形象转化为国际认可度和接受度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明显改善，但在国际社会上的被认可度、被接受度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金融领域，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第三位。但是，与美元和欧元等相比，人民币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根据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2.7%。同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约为58%，欧元占比约为20%。[2]在文化领域，近年来，中文和中文媒体的国际地位虽然明显提高，但是与英语等主流国际语言及其媒体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中国公民的国际旅行便利度等指标，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贡献率也仍不相称。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已经历史性地基本消除了自然权利所面临的挑战，国家生存再无威胁。在衍生性权利领域，我国在发展方面已不存在根本性挑战，仅在个别高科技领域面临美西方的无理打压；我国参加国际机制的权利也能够获得基本保障，已参加了绝大部分传统的国际机制。但是，我国建构性权利的获取和维护虽然取得了明显进展，却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的国际被接受度、被认可度、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仍然与我国的规模和国际贡献率不匹配。这些是目前我国外部安全环境中存在的主要威胁和挑战。

  在过去200年中，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被外敌成功征服过的大国。大国崛起的过程充满机遇和风险，对大国自身和国际社会而言都是相同的。从历史上看，有一些战略陷阱是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面对的，也是必须解决的。

  国际秩序变革陷阱。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曾指出，国际体系中如果没有国家愿意且有能力承担领导责任，会导致国际社会陷入失序困境。在这个困境中，霸权国因新兴国的挑战而无力继续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在无政府状态中，挑战国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霸权国反而会因为国际责任的减少而增强了破坏力。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国对国际政治权力的需求，有可能会动摇现有体系，反而会进一步损害本国利益。中国的超大规模使得中国发展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显著。2000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54%，2021年时上升到18.45%，仅次于美国的25%。[3]2002年，金砖国家的GDP总和仅占全球总量的8.4%，2021年上升到24%，20年时间提升了15.6个百分点。[4]与此相比，七国集团（G7）的经济份额则不断下降。1995年，G7国家的GDP总和占全球GDP总量的65.29%。2021年，该比例为44.68%，下降了20.61个百分点。[5]这一变化让以G7国家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进程失去了核心支撑力。这给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机遇。但是，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失序和全球经济治理缺位也会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

  帝国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曾尝试从经济与战略相互影响的角度，对国际秩序变化作出解释。有意思的是，肯尼迪用自己的模型去预测苏联的未来时，却犯了错误。但后来的学者们认为，他的模型在解释苏联的失败方面，仍是有说服力的。根据帝国陷阱论，一个大国在崛起以后，有可能走向两个方向：一是过度扩张。这会让其自身的安全边界不断拓展，在力量使用上会越来越傲慢和分散，最终会导致力量枯竭，帝国体系走向崩溃。二是自我包围。国家越强大，邻国越恐惧，敌人就越多。这有可能导致国家因恐惧和傲慢而自我包围、自我孤立。明朝曾确定了朝鲜、日本、越南等15个“不征之国”，以与朝贡体系和海禁政策相配合。这其实就是要明确明帝国的边界，防止国家因滥用力量而崩溃。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对国家自身的反作用力也会不断上升。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模式逐渐发生变化，从“国际社会主导、中国被动反应”的不对称模式，逐渐向“双向互动”的对称模式转型。1979年，中国的GDP不到美国的7%，而如今中国GDP约占美国的三分之二。经济实力的变化也会自然传导为军事实力的变化，2000年～2002年，中国海军新下水舰艇总吨位不足3万吨，同期美国为20万吨。202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该年度军舰下水吨位最多的国家。这使得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日益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国已无法继续复制过去的成功经历。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反作用力越来越大。如何平衡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反作用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如果平衡不好，中国就可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对外部威胁的重视反而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越为保护自身安全而奋斗，反作用力就越大，中国自身可能就会越不安全。

  战略投机陷阱。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刺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增长，进而可能推动国家采取更加强硬、更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且无法回头。历史上，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都曾无法控制战略投机的冲动，给周边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尽灾难和伤害，最终也自食其果。

  所谓“大日本帝国”，其亡始于卢沟桥，终于珍珠港。卢沟桥的枪声，起因是日本对于中国觉醒、日本将失去侵华机会的恐惧；根源则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规划行事。日本试图以蛇吞象，但其精英知道这一目标是难以持续和实现的。1937年，日本的财政预算为34亿日元，其中直接军事费用占比达43%。1938年，日本军事预算增加到53亿日元，超过上年全年财政预算。[6]作为侵略者的日本，财政状况居然比被侵略的中国还要堪忧。这让日本陷入内外两场战争之中。对外，日本要与中国进行军事战；对内，日本政府要与民众进行经济战，实施战时物资管制，把民众的食物收集起来送上战场。

  但是，在军国主义、民粹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日本这辆战车无法在合适的地方停下来，国内政治也缺乏有效止损机制。为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和资源危机，日本只好不断扩大战争，试图“以战养战”，迫使中国投降。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又先后与苏联、法国发生战争和冲突。穷途末路下，日本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开战，妄图做最后的挣扎，最终战略投机失败，付出惨重代价。

  战略自主陷阱。战略自主是一个总体原则，不是指导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追求战略自主有可能增加战略主动权和自由度，但也有可能导致战略孤立，反而会损害自己的战略利益。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曾一度处于下风。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访问中国，试图借分裂中苏同盟关系，来改善美国的战略困境。对比来看，美国建立了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合作体系，可以通过该体系从盟国和伙伴国家获得人才、资源和其他能力。苏联则建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体系，并为维护这个封闭体系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摧毁了自身经济。最终，美国赢得了冷战。从这一角度可以说，苏联是输在经济上，输在经济效率上，而不是输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

  东亚国家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战略自主水平很高，但经济实力相对落后，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领先水平的差距也不断拉大。朝鲜追求高度战略自主，甚至达到孤立的程度，只能依靠自身寻求发展。韩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可以从世界市场广泛获得资源和发展机会。因此，朝鲜虽曾在经济发展上长期领先于韩国，最终却被韩国超越。

  简而言之，中国正面临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经常面临的战略选择陷阱。在过去的100多年中，选择战争的日本和德国，以及选择脱钩的苏联，都输掉了大国博弈的长跑。那些具有战略定力，善于等待和忍耐的国家，却赢得了竞争。

  如上所述，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战略陷阱和诸多选择困难，也会有很多战略诱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位次交换，经常以战争为代价，战争也经常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动选择战争的大国，都没有实现崛起目标，反而给自身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民族主义意识的普遍觉醒，让通过对外殖民实现崛起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而不再可行。日本逆时代潮流而动，在去殖民化时代开始推行殖民扩张，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却遭到东亚国家的普遍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博弈的方式和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自由化给国家以非战争手段崛起提供了可能性。

  冷战结束以后，不仅大国间的战争行为是不可取的，大国通过对中小国家发动战争来实现战略目的的企图也经常难以实现。美国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等案例，都在向人们展示冷战后发动战争的困难。全球化和信息化催生的全球公民社会，削弱了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权，也削弱了国家的战争能力。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问题，既不是战争状态，也不是冷战或新冷战，而是一种新的多边疆战争。这种“多边疆战争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等特征。大国间的战争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领域的得失，而是变成复杂互动、结果不一的多重、多样的战争型博弈。”[7]面对外部安全环境的问题和陷阱，中国要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的基本战略，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大国外交行稳致远。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战略，涉及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方面面。坚持改革开放，就要保持战略定力。在20世纪的世界三次大转折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中国总是站在胜利阵营一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绝非一帆风顺、波澜不惊。中国经历过几次重大形势变化的挑战，如朝鲜战争、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挑战严峻、复杂，但中国都成功在应对挑战、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不断前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也前所未有。历史上，中国在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都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可运用的战略和政策资源也更加丰富，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很多强国曾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失去战略思考能力，因外部压力而失去战略定力并最终失败。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历史沿革从不同方向和层面，给我们提供了教训和经验。

  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要推动缓和中美关系，稳住中日、中欧关系，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改革是一国的自主行为，而开放则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双向互动的结果。国际主流社会愿意对中国开放，中国的开放才会有意义。目前，中国开放的适宜度有所下降，美西方不断在高科技领域给中国设置障碍，并提出“去风险”“小院高墙”等限制中国发展的概念和政策举措。但是在更宽广的经贸领域，世界对中国仍然是开放的。中国要积极抓住机遇，创造对自身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首先，中国要积极缓和中美关系。促进中美关系在一个低水平上保持稳定，保持两国基本的经贸人文交流以及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有效合作，仍然是可能且可行的。其次，中国要稳住与日本和欧洲的关系。日本和欧洲是中美博弈中的关键第三方。日、欧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有共识，但是在战略上与美国有差异，在经济利益上与美国有矛盾。只要中国淡化美日欧之间的共识，就有机会利用美日欧三方之间的战略差异和经济矛盾。最后，中国要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目前，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要积极发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作用，继续发挥在其中的重要引领作用，为自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阵地。

  从战略顺序来看，要坚持经济建设优先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斯韦伯虽然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是平等的，但仍然认为经济基础是至关重要的。[8]安东尼奥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但仍然认为两者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9]在冷兵器时代，经常出现一些国家和民族主要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崛起的现象。但是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人类进入科技文明时代以后，国家崛起的路径就发生了变化。推行军事优先战略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最终输给了那些坚持可持续、全方位发展战略的国家。1898年，美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相当于排名第二的英国和第三的德国的总和。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却一直排在土耳其等国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军队规模仍然很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GDP相当于世界一半以上之后，美国才最终获得了世界主导地位。整体看来，一国所获得的经济优势，要转化为军事、政治优势，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现阶段，中国的GDP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发展仍然是我国的第一要务，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从外交策略上来看，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大国外交行稳致远。当前，中国最大的外部安全风险，就是被孤立的风险。一方面，中国要坚持不结盟的总方针，保持对外战略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中国要继续坚持中立原则，低调而积极地进行外交活动。国家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和阻力，与自身的国力和意愿成正比。鉴于此，中国要通过积极友好的外交活动，尽可能地争取其他几个国家的理解，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小国之道，在于游走、权衡于大国之间。大国之道，在于平衡内外之间的关系。居中则赢，失衡则乱。为维护外部安全，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中国要超越安全去追求安全，化安全议题于日常行为之中。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新框架之下，世界发展格局也会多样化、多元化。中国要以多维度、多层面、多渠道、多样式的形态走向世界，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相适应，以对冲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打压。

  [6]庞宝庆：《论二战时期日本战时军费筹集机制》，《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

  [7]张家栋：《多边疆战争：未来战争的可能形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