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怎么样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建立预警机制，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

  【摘要】“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怎么样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建立预警机制，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

  冷战结束以来，形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并取代以军事对抗为特征的传统安全，成为威胁人类安全与福祉的首要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突发性、复杂性、跨国性、全球性等特征，需要国际社会抛弃“非敌即友”的冷战思维，在包容合作的集体安全新观念下联手应对。在深入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已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际组织作为集体协商与合作的平台，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加倍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参与塑造国际规范，注入中国理念、在国际组织框架下加强合作、共享经验等方式，展现敢负责、有担当的大国风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要理解“非传统安全”，需要从它的对立面“传统安全”说起。人们通常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将安全问题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冷战期间，在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东西方全面对峙的紧张态势下，如何预防再次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式的大国战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围绕着避免军事冲突、确保国家安全而展开，当时流行的大搞军备竞争、建立防务联盟凸显了这一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作为其对手的华沙条约组织等知名国际组织的诞生就是典型例证。慕尼黑安全会议这类非官方对话机制（最初叫作国际防务大会）的问世，也是出于同样目的。概括而言，冷战期间这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关乎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生死存亡的安全，被称为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问题往往由边界或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等因素引起，其应对和解决往往诉诸于外交和军事手段。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解体，大国全面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换言之，尽管局部冲突和地区性战争从未平息，但战争危险渐行渐远，不复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威胁。

  反过来，诸如走私贩毒、跨国犯罪、部落冲突、粮食紧缺等一些原本就存在、但在冷战背景下受到忽视或掩盖的问题则不断凸显；特别是，随时代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对人类和平与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如著名的“9·11”事件后，又相继出现伦敦地铁爆炸、巴黎查理周刊惨案等；继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全球别的地方又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在艾滋病全世界蔓延的同时，又出现非典、埃博拉病毒、甲流、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公共卫生安全频频告急；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带来了黑客入侵、个人隐私信息泄密问题；频繁的人类活动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姑且不论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森林火灾等自然和地质灾害。这些此起彼伏、破坏程度不亚于战争的事件，逐步取代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与冲突，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与福祉的首要因素。所有这些不同于传统安全的、非军事性质的威胁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个开放的概念，随时代的前进，非传统安全的名单越拉越长。

  需要指出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并非冷战后才出现，只是在后冷战时代才逐步凸显并加剧，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2002年，美国就把作为首要威胁写进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法国在2000年后把自然灾害、卫生和技术风险等作为重大危险因素列入了《国家防卫与安全白皮书》。我国也于“9·11”事件之后将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一起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传统的安全和防务组织亦开始重视非传统安全议题。“9·11”后，北约加快了转型步伐，并组建了新部门来应对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入21世纪，穆尼黑安全会议也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议题，在今年把空间、气候、科技、公共卫生等议题列入日程之前，还讨论过互联网和能源安全等问题。

  一是涵盖范围广泛。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非传统安全则突破了上述界限，延伸至经济、科技、金融、文化、社会、环境、资源等所有的领域，无所不包，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是行为主体多样。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几乎负有全责，既是争端、冲突或战争的发起者，也是预防者和应对者。非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则复杂的多，除国家外，还有社会组织和团体、群体与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就社会组织而言，还有官方和非官方、国内和国际之分。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可能是多个行为体共同引发的，起因复杂，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合力应对。国家是治理主体，但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是指涉对象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国家过渡到人。传统安全指涉的是国家安全，以加强防务建设，预防和应对潜在军事冲突、保护本国不受侵略为根本。简单而言即避免战争。相比之下，非传统安全则更多地指向“人”，这里的“人”不仅指个体的人，也指集体的人和整体的人即全人类。正如很多学者提出的，非传统安全在内涵上突破了国家本位，向上拓展至全人类的安全，向下拓展至社会和个体的安全。安全观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环境问题、重特大传染病、、跨国犯罪等，无不体现着非传统安全的这一特点。人和国家在这里不是矛盾和对立关系，人作为国家的细胞，国家作为人的载体，彼此在利益上是交织的。

  四是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人员、物资、商品、服务的高流动性和行业与行业、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蝴蝶效应十分显著。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空间上突破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蔓延，使任何国家和个人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突破了部门或行业界限，表现出从一个行业或领域影响到另一个行业或领取的趋势，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应对和治理难度非常高。

  五是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中的很多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重特大传染病、、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特点，往往难以预测，突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概言之，由于上述几大特征，“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也由于这些特征，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置起来十分复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十分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怎么样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冷战后迄今，非传统安全危机频发，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首先，要加强风险意识，建立预警机制，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在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第一步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研究、教育和宣传，提高整个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树立非传统安全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特别要充分认识全球化对非传统安全危害的扩散和放大效应，提前做好预案，建立长效预警机制，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避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历史一再证明，鉴于非传统安全的突发性和临时性特征，人们经常后知后觉，事到临头才仓促应对，进行亡羊补牢式的补救，结果要么效果不佳，要么代价巨大。充分的准备和预案有助于变被动为主动，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把损失降到最小。

  其次，突破传统意识，树立以人为本、包容合作的安全观。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转变，是从以国家为重心到以人为重心的转变。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地质和自然灾害、重特大传染病、、环境问题等针对的并非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改变，也是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在以传统安全为主的冷战时期，国与国之间是竞争对抗、此消彼长、零和博弈关系。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一国之灾难和威胁，也是他国和全人类的灾难和威胁。国与国利益交织之紧密，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凡此种种，都要求人们抛弃“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培育集体安全意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树立包容合作的集体安全新理念。在全球化体系下，非公共安全的复杂性、跨国性、全球性、溢出性是史无前例的；在地球村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是不仅重要而且必要。特别要强调的是，非传统安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应坚决杜绝用意识形态的老眼光看问题，把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化，如把5G这样的科技问题与政治挂钩，渲染其对国家安全的损害。甚至搞“双标”，如反恐：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反恐，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中国的反恐则被扣上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帽子。同为抑制病毒扩散封城，中国被指责为侵犯人权、西方就是力挽狂澜，凡此种种，令人不齿。正如有人指出的，人类共同的敌人是灾难，不是彼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只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病毒也好，其他安全威胁也罢，它们不分国界，也不讲政治，哪种都不讲。国际社会要做的，是抛弃傲慢与偏见，本着客观公正、科学互信、开放坦诚的态度同心协力，同渡难关。任何将非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化的卑劣做法只能是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害人害己。只有同舟共济，方能共克时艰！

  最后，重视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行为主体的多样性要求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这其中，国际组织作为集体协商与合作的平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欠缺哪一方面都难以做出有效应对，但在现实中没有哪一国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国际组织则不同，它们往往聚焦于某个领域，术业有专攻。特别是联合国，有众多行业性的制度安排——如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能够弥补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短板。而且，在具有复杂性和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一国独木难撑，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国际组织凭借国际视野和在国际层面相对丰富而成熟的处置经验，以及全球性的协调能力，无疑具有先天优势。

  第一，应积极参与塑造国际规范，注入中国理念。国际组织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集体协商和治理平台，其有效性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整体而言，大多数国际组织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的，作为先发国家，他们已经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制定好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和后加入国只能被动接受，导致集体协商经常扭曲为后来者和弱国被迫服从先来者和强国，前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往往被无视，在贸易、金融、人权、能源等问题上莫不如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世界体系的深度融入，今后应转变角色，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塑造，特别是要在关键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接受、尊重和维护既有国际规则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或修正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在赢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同时，使国际规则充分关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规范更加公正合理。

  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空间和技术安全等一些出现较晚、尚有政策制定空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制定相关规则，将中国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注入其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安全新秩序，避免相关国际组织沦为个别国家满足私利的工具。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在该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针对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要求它们承担有损其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减排义务的做法，中国坚决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合作的同时，联合以法国为代表的持相同立场的发达国家，共同反对美国在该议题上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以身作则，对内坚持减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巴黎协定》并做出表率。

  在通讯技术领域，从1G到4G，作为先行者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制定者，其他国家只能被动追随。随着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在相关领域研发投入的加大，中国在5G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5G技术的领跑者，拥有了大量核心技术专利，进而影响到相关标准的制定，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警惕和不安，他们对以华为为首的中国科技公司多方围追堵截。美国更是不断将5G问题政治化，处心积虑地想将中国公司从西方国家的5G供应商列表中剔除。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本着平等、开放、共享的理念，以更加透明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开展5G技术合作，制定适合不同国家国情的5G实施方案，构建安全、民主、包容、普惠的技术规则体系，以实际行动来破除美国所谓“中国5G技术威胁西方国家制度”的谎言。

  在空间技术领域，中国同样本着开放技术合作、共赢互利的原则，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技术发展合作及对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安全和福祉，避免成为大国争霸的新场域。

  第二，应分享经验、强化合作。中国一贯以国际组织为框架，在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治理上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在威胁到全人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没有敌我之分，救人也是自救！除去携手合作，没有其他出路。中国积极践行了这一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始终以透明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情况，并接受世卫组织专家来华考察，共商治理方案。同时通过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以视频连线等方式，主动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以阻止疫情继续蔓延。中国也十分注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区域合作，针对目前疫情严重的欧洲地区，在17+1框架下和中东欧国家开展抗疫合作，交流防控经验；在欧盟框架内推动中欧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同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多个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了从人员到物资的双重支持。

  今后，中国应在相应的国际组织框架内，继续和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建立公共卫生安全长效预警机制、进行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研究；针对疫情带来的众多次生灾害，在其他国际机构框架内共商经济社会振兴方案。通过国际组织平台积极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世人眼中，中国已然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此同时，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非传统安全的治理给中国提供了提升与展现软实力、打破上述不实论调、塑造良好大国形象的机会。在诸如气候变化问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中国已然展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和担当。今后要进一步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积极践行我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①[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刘中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

  ③崔荣伟：《中国参与塑造国际规范：需求、问题与策略》，《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3期。

  ④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

  核心提示：“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建立预警机制，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

  【摘要】“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建立预警机制，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

  冷战结束以来，形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并取代以军事对抗为特征的传统安全，成为威胁人类安全与福祉的首要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突发性、复杂性、跨国性、全球性等特征，需要国际社会抛弃“非敌即友”的冷战思维，在包容合作的集体安全新观念下联手应对。在深入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已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际组织作为集体协商与合作的平台，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加倍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参与塑造国际规范，注入中国理念、在国际组织框架下加强合作、共享经验等方式，展现敢负责、有担当的大国风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要理解“非传统安全”，需要从它的对立面“传统安全”说起。人们通常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将安全问题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冷战期间，在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东西方全面对峙的紧张态势下，如何预防再次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式的大国战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围绕着避免军事冲突、确保国家安全而展开，当时流行的大搞军备竞争、建立防务联盟凸显了这一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作为其对手的华沙条约组织等知名国际组织的诞生就是典型例证。慕尼黑安全会议这类非官方对话机制（最初叫作国际防务大会）的问世，也是出于同样目的。概括而言，冷战期间这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关乎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生死存亡的安全，被称为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问题往往由边界或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等因素引起，其应对和解决往往诉诸于外交和军事手段。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解体，大国全面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换言之，尽管局部冲突和地区性战争从未平息，但战争危险渐行渐远，不复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威胁。

  反过来，诸如走私贩毒、跨国犯罪、部落冲突、粮食紧缺等一些原本就存在、但在冷战背景下受到忽视或掩盖的问题则不断凸显；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对人类和平与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如著名的“9·11”事件后，又相继出现伦敦地铁爆炸、巴黎查理周刊惨案等；继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全球其他地区又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在艾滋病全球蔓延的同时，又出现非典、埃博拉病毒、甲流、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公共卫生安全频频告急；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带来了黑客入侵、个人信息泄密问题；频繁的人类活动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姑且不论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森林火灾等自然和地质灾害。这些此起彼伏、破坏程度不亚于战争的事件，逐步取代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与冲突，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与福祉的首要因素。所有这些不同于传统安全的、非军事性质的威胁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个开放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前进，非传统安全的名单越拉越长。

  需要指出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并非冷战后才出现，只是在后冷战时代才逐步凸显并加剧，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2002年，美国就把作为首要威胁写进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法国在2000年后把自然灾害、卫生和技术风险等作为重大危险因素列入了《国家防卫与安全白皮书》。我国也于“9·11”事件之后将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一起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传统的安全和防务组织亦开始重视非传统安全议题。“9·11”后，北约加快了转型步伐，并组建了新部门来应对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入21世纪，穆尼黑安全会议也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议题，在今年把空间、气候、科技、公共卫生等议题列入日程之前，还讨论过互联网和能源安全等问题。

  一是涵盖范围广泛。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非传统安全则突破了上述界限，延伸至经济、科技、金融、文化、社会、环境、资源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是行为主体多样。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几乎负有全责，既是争端、冲突或战争的发起者，也是预防者和应对者。非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则复杂的多，除国家外，还有社会组织和团体、群体与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就社会组织而言，还有官方和非官方、国内和国际之分。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可能是多个行为体共同引发的，起因复杂，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合力应对。国家是治理主体，但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是指涉对象发生变化，由国家过渡到人。传统安全指涉的是国家安全，以加强防务建设，预防和应对潜在军事冲突、保护本国不受侵略为根本。简单而言即避免战争。相比之下，非传统安全则更多地指向“人”，这里的“人”不仅指个体的人，也指集体的人和整体的人即全人类。正如很多学者提出的，非传统安全在内涵上突破了国家本位，向上拓展至全人类的安全，向下拓展至社会和个体的安全。安全观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环境问题、重特大传染病、、跨国犯罪等，无不体现着非传统安全的这一特点。人和国家在这里不是矛盾和对立关系，人作为国家的细胞，国家作为人的载体，彼此在利益上是交织的。

  四是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人员、物资、商品、服务的高流动性和行业与行业、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蝴蝶效应十分显著。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空间上突破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蔓延，使任何国家和个人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突破了部门或行业界限，表现出从一个行业或领域影响到另一个行业或领取的趋势，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应对和治理难度非常高。

  五是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中的很多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重特大传染病、、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特点，往往难以预测，突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概言之，由于上述几大特征，“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也由于这些特征，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置起来十分复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十分艰巨的挑战。特别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冷战后迄今，非传统安全危机频发，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首先，要加强风险意识，建立预警机制，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在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首先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研究、教育和宣传，提高整个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树立非传统安全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特别要充分认识全球化对非传统安全危害的扩散和放大效应，提前做好预案，建立长效预警机制，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避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历史一再证明，鉴于非传统安全的突发性和临时性特征，人们经常后知后觉，事到临头才仓促应对，进行亡羊补牢式的补救，结果要么效果不佳，要么代价巨大。充分的准备和预案有助于变被动为主动，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把损失降到最小。

  其次，突破传统意识，树立以人为本、包容合作的安全观。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转变，是从以国家为重心到以人为重心的转变。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地质和自然灾害、重特大传染病、、环境问题等针对的并非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改变，也是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在以传统安全为主的冷战时期，国与国之间是竞争对抗、此消彼长、零和博弈关系。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一国之灾难和威胁，也是他国和全人类的灾难和威胁。国与国利益交织之紧密，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凡此种种，都要求人们抛弃“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培育集体安全意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树立包容合作的集体安全新理念。在全球化体系下，非公共安全的复杂性、跨国性、全球性、溢出性是史无前例的；在地球村里，没有一点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是不仅重要而且必要。特别要强调的是，非传统安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应坚决杜绝用意识形态的老眼光看问题，把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化，如把5G这样的科技问题与政治挂钩，渲染其对国家安全的损害。甚至搞“双标”，如反恐：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反恐，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中国的反恐则被扣上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帽子。同为抑制病毒扩散封城，中国被指责为侵犯人权、西方就是力挽狂澜，凡此种种，令人不齿。正如有人指出的，人类共同的敌人是灾难，不是彼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只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病毒也好，其他安全威胁也罢，它们不分国界，也不讲政治，哪种都不讲。国际社会要做的，是抛弃傲慢与偏见，本着客观公正、科学互信、开放坦诚的态度同心协力，同渡难关。任何将非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化的卑劣做法只能是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害人害己。只有同舟共济，方能共克时艰！

  最后，重视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行为主体的多样性要求充分的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这其中，国际组织作为集体协商与合作的平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五花八门，种类非常之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欠缺哪一方面都难以做出有效应对，但在现实中没有哪一国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国际组织则不同，它们往往聚焦于某个领域，术业有专攻。特别是联合国，有众多行业性的制度安排——如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能够弥补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短板。而且，在具有复杂性和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一国独木难撑，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国际组织凭借国际视野和在国际层面相对丰富而成熟的处置经验，以及全球性的协调能力，无疑具有先天优势。

  第一，应热情参加塑造国际规范，注入中国理念。国际组织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集体协商和治理平台，其有效性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整体而言，大多数国际组织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的，作为先发国家，他们已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制定好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和后加入国只能被动接受，导致集体协商经常扭曲为后来者和弱国被迫服从先来者和强国，前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往往被无视，在贸易、金融、人权、能源等问题上莫不如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世界体系的深度融入，今后应转变角色，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塑造，特别是要在核心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接受、尊重和维护既有国际规则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或修正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在赢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同时，使国际规则充分关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规范更加公正合理。

  在网络安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空间和技术安全等一些出现较晚、尚有政策制定空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制定相关规则，将中国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注入其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安全新秩序，避免相关国际组织沦为个别国家满足私利的工具。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在该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利益诉求。针对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要求它们承担有损其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减排义务的做法，中国坚决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合作的同时，联合以法国为代表的持相同立场的发达国家，共同反对美国在该议题上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以身作则，对内坚持减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巴黎协定》并做出表率。

  在通讯技术领域，从1G到4G，作为先行者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制定者，其他几个国家只能被动追随。随着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在相关领域研发投入的加大，中国在5G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5G技术的领跑者，拥有了大量核心技术专利，进而影响到有关标准的制定，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警惕和不安，他们对以华为为首的中国科技公司多方围追堵截。美国更是不断将5G问题政治化，处心积虑地想将中国公司从西方国家的5G供应商列表中剔除。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中国应充分的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本着平等、开放、共享的理念，以更加透明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开展5G技术合作，制定适合不同国家国情的5G实施方案，构建安全、民主、包容、普惠的技术规则体系，以实际行动来破除美国所谓“中国5G技术威胁西方国家制度”的谎言。

  在空间技术领域，中国同样本着开放技术合作、共赢互利的原则，推动全世界内的空间技术发展合作及对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安全和福祉，避免成为大国争霸的新场域。

  第二，应分享经验、强化合作。中国一贯以国际组织为框架，在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治理上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在威胁到全人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没有敌我之分，救人也是自救！除去携手合作，无另外的出路。中国积极践行了这一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始终以透明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情况，并接受世卫组织专家来华考察，共商治理方案。同时通过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以视频连线等方式，主动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以阻止疫情继续蔓延。中国也十分注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区域合作，针对目前疫情严重的欧洲地区，在17+1框架下和中东欧国家开展抗疫合作，交流防控经验；在欧盟框架内推动中欧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同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多个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了从人员到物资的双重支持。

  今后，中国应在相应的国际组织框架内，继续和世界各国一同探讨建立公共卫生安全长效预警机制、进行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研究；针对疫情带来的众多次生灾害，在其他国际机构框架内共商经济社会振兴方案。通过国际组织平台热情参加非传统安全治理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世人眼中，中国已然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此同时，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非传统安全的治理给中国提供了提升与展现软实力、打破上述不实论调、塑造良好大国形象的机会。在诸如气候变化问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中国已然展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和担当。今后要逐步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积极践行我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①[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刘中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

  ③崔荣伟：《中国参与塑造国际规范：需求、问题与策略》，《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3期。

  ④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